时间：2023-10-09 11:25:12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八个字，是汪老的老师沈从文去世的时候，张充和夫妇送来的挽辞中的。“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或许，在张充和的眼中，这几个字，是颇能够代表沈从文的一生的，而这我眼中，这几个字，用来形容汪曾祺先生，也是十分贴切的。
这本《人间草木》，收录了汪老三十余篇文章，选择的题材大都同生活中寻常花鸟草木有关，读来分外感觉到浓浓的生活情绪，除了这些，还收录了几篇写汪老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候认识的那些大师们的生活轶事，描写诙谐有趣，栩栩如生，简直仿佛见到了那些大师们本人。
汪老的一生并不舒畅，生于战时，长于混乱，就算在名声斐然的时候，也因遭遇那个动荡的年代被打成右派，然而最难得的是，就算遭受磨难，屡屡被人误会，他也能够随时保持豁然达观的心态，用一颗平淡宁静的心去认真体会平凡生活的好处，去写就着平凡生活的动人。
所以有人说：“他的一切都是诗。”
我想，能够把文字写得像诗需要非凡的才气，而能够把自己的一生都过得像一首诗，则一定需要一颗永不熄灭的`赤子之心了。
诗人张九龄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汪曾祺先生恐怕是对这句话体会最深的人。
每当读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位老者与你同坐在一个洒满冬日阳光的小花园里，时而指着那棵腊梅和你说起他从前的趣事，时而打趣地告诉你说，“煤块里竟然也能长出芋头”。
汪曾祺先生对于这些“人间草木”只是一种单纯的喜爱，一种寄托了自己的情思却不愿将之据为己有的喜爱。也许对于汪曾祺先生来说，一棵草木就是一件往事、一段深情。
他知道“桂花美阴，叶坚厚，入冬不凋”;他说，“比起北京雨后春笋一样耸立起来的高楼，北京的花木的生长就显得更慢。因此，对花木要倍加爱惜”;他记得“北京见过的最好的菊花是在老舍先生家里”，每次到老舍先生家里饮酒赏菊，都会“既醉既饱，至今不忘”;他还记得家里靠墙处秋叶形的小花坛，那里有两三棵秋海棠，花色苍白，样子可怜。所以每看到秋海棠，就总要想起他的母亲;当他在寂寞的羁旅之中，几片绿叶曾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使他感到欣慰，让他“获得过一点生活的勇气”。所以，欧阳修在《秋声赋》里所说的“草木无情”，汪曾祺先生大概是不会同意的罢。
在汪曾祺先生如话家常的语言中，我们会慢慢读完这本书，甚至在你读完时也不知不觉。因为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向来是淡的，淡到如空气一般在你身边让你浑然不知，可是也淡到让你不能轻易失去。
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未免多了一份孤傲。然而对于汪曾祺先生来说，草木是否有本心似乎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与这些人间草木常相作伴，追忆往事，倾诉衷肠。
想来汪曾祺先生对这些人间草木也是爱极了，也难怪他会说：“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小说!”
小孩子是天真可爱的，对什么事情都好奇，都新奇。他们放风筝、追逐、打闹、就是一种玩耍。汪曾祺在写枸杞子，眼看已经找了半瓦并了，那么，他们找枸杞子干什么呢？泡酒？配药？好像都不太是。原来，他们找枸杞只是为了玩，他们边找枸杞子边散步，可真够有趣的，真会享受生活。这对老夫妻还童了。我听说过“返老还童”这个词，但我并不以为然，老人怎么可能成为小孩子呢？在这对老夫妻上我算真正的见证了所谓的“返老还童”。
《人间草木》一本文学的著作，汪曾祺，我似乎读懂了他，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热爱生活，懂得享受生活的老人。
不同于现代作家的文章充满着纸墨味，汪老的文章字里行间都弥漫着烟火气息。我仿佛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指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刻画一盘带着雨露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一条从湖心突然跃起的鱼……他们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即平平淡淡才是真。最愉快的事情就是与不庸俗的人过着庸俗的生活。
汪曾祺先生有一首题画诗，开头四句是这么写的：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花草集自序》）
前两句自言为人，后两句自言为文，都是明白坦荡。在那段疯狂岁月，连沉默都不可得，“不整人”之难可想而知，而在今天，“送小温”其实也殊为不易。那得有民胞物与的情怀与慈悲心肠。何谓“小温”？小者，淡也，亦有谦卑的意思。只是平凡的（也是平等的）人性的淡淡的温暖。如同冬天早晨或者傍晚的阳光，只能给人一丝暖意，让人于寒冷中有个盼头，不致失了希望——而希望恰恰是“人的一部分”（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在一个越来越冷漠的时代，动机难辨的“热情”和居高临下的“温暖”早就让人心生疑虑了，符合平凡人性——尽管现在也已罕见——的“小温”才愈显其珍贵。或许，这也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近半个世纪，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一直深受大众喜爱的原因之一吧。
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将汪曾祺归入京派小说家之列，并指出：“在京派作家来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就是表现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可称的论。在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里，谈论的几乎都是凡尘俗事，人间烟火。他谈饮酒、谈美食，让人食指大动，但绝不会有微言大义；他谈人生，但人生就是人生，既不说哲学，也不扯思想；他谈花花草草，一往情深，也屑于夹带什么感悟或者道理。“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这是汪老对自己文章的评价，我觉得即使对于当下文坛，这十三个字依然不啻暮鼓晨钟。
也许是爱之太深吧，近年来对汪老的评价越来越高，甚至有人送了一顶“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桂冠，让人颇有些茫然。其实，汪曾祺先生在文章中对自己早有过清楚的定位：我曾自称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大约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汪老的这种追求自然其来有自，而且最直接的来源，我想大约是乃师沈从文先生：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诉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沈从文《篱下集·题记》）
然而时移世易，如今，抒情变得越来越虚伪，也很少再有作家愿意自称人道主义者了。
惭愧的是，笔者简陋，没能查找到“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这一说法的原始出处。我怀疑或许是来自汪老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我觉得我受儒家思想影响更大一些”这句话——当然，根据《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林斤澜整理）中的提示，1987年《北京文学》杂志召开的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上，北大的几位年轻学者给汪老“定”了个“位”，大意是，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也许这就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最初形态。——但是，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一文中，汪曾祺先生接下来一句的补充却明白地说：“我所说的‘儒家’是曾子式的儒家，一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
这里，汪曾祺先生说的曾子显然不可能是“日三省乎己”的曾参，他持身过于谨严，而应该是孔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的曾皙。事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夫子让四个学生各言自己的志向，于是曾皙就说出了那句儒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话：“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听后，也被曾皙的这种潇洒胸襟所感染，喟然感叹：“这也是我的理想啊！”
然而，曾皙的这句话哪里是一个严格的士大夫的志向呢，只不过是士大夫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罢了，所以孔老夫子才会喟然而叹。因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真正的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是不可能有这份闲情逸致的。而“春服既成”一句公案，也就成了儒学历史上一支旁逸斜出的奇葩，固然美丽，实属空花。
或许只要读读汪曾祺先生撰写的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系列文章即可明了，即使写跑日本飞机的警报，写联大教授的遭遇，汪曾祺先生也几乎无一语及国仇家难，更不会金刚怒目、苦大仇深，而始终对这世界抱着一种温柔的同情与善意。这实在是因为汪老具有一种极其强悍的能力，即使再苦难的生活，他也能从中发现出可亲可爱、美好温暖的面向来。
还是再引用汪曾祺先生的一段自我剖析吧：作家就是生产感情的，就是用感情去影响别人的。……有的人曾提出，说我的作品不足之处是没有对这个世界进行拷问。我说，我不想对世界进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的、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社会性·小说技巧》）
我猜测，其命名初衷，大概也是来源于那句“人间送小温”吧。先生百年，余温尚存人间，真好。十六世纪法国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蒙田说：“依我看，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有条有理，不求奇迹，不思荒诞。”（蒙田《论阅历》）用这句话来给汪曾祺先生其人其文作脚注，应当是恰如其分的吧。